郑长忠：“四个全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指南
发布时间：2016-12-01 【字体：大 中 小】 【打印本页】 【关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既是面向未来的人类政治文明的中国形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基础。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的发展与完善，既对人类发展具有意义，也关系到中华民族发展与进步。这一双重价值，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是人类现代政治发展逻辑与中国政治发展逻辑共同演绎的结果，既体现人类现代政治发展的一般特性，也体现着中国政治发展的具体逻辑。这一双重特性，决定了我们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同样也必须将其放在现代政治文明形态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中国政治发展特殊逻辑中来分析。也正是在这样视角下，我们才能正确把握“四个全面”提出了的内在必然性，以及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现代政治文明形态结构机理与演进逻辑
作为面向人类未来的现代政治文明的中国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发展虽有自身特殊性，但是从基本逻辑与内在机理方面依然是以现代政治文明形态为基础的。因此，我们在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形态发展的自身逻辑时，首先必须了解现代政治文明形态结构机理与演进逻辑的一般性内涵。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政治和社会现象都历史性存在的，都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演化而来的，而不是亘古不变的或从来就有的。同样，现代政治文明形态也是从人类政治出现以后不断演化而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认为，所谓政治本质就是公共权力创造公共生活，一旦出现了公共权力，就出现了政治。而人类出现，是生产劳动为前提的，而人类是以社会共同体方式存在的，因此，以社会共同体方式进行生产劳动，就需要管理，由此就产生了公共权力，因此，相伴随着人类诞生，政治就出现了，这是政治是存在在于社会共同体之中。
随着私有制出现，就出现了以公共权力为核心而形成来源于社会而又脱离于社会的虚幻共同体，即政治共同体——国家。由此，国家与社会之间就成为了政治文明形态的两个组成结构性要素。然而，在古代社会条件下，国家与社会之间边界并不清晰。在西方，进入现代之后，国家与社会之间边界开始清晰，然而，随之资本主义发展，国家与社会之间矛盾也开始激化，为了平衡与联接国家与社会之间矛盾，政党就被催生出来了。由此，现代政治文明形态，从结构来看，就包含有现代社会、现代国家与现代政党三个主体要素。在现代政治文明形态生成与演进过程来看，一般来说都经历了主体要素生成和整体形态发展的两个阶段。虽然，现代政治文明形态最早起源于西方，但是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环节，其中所包含的内涵与机理，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来说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基础奠立
现代政治发展逻辑与中国政治发展逻辑的共同演绎，使中华民族选择了以政党力量领导人民，通过驾驭军队，完成革命任务，建立现代国家的路径。经过历史的进一步选择，这一历史性使命最后由中国共产党来完成。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初步完成的革命斗争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在具体的建国过程中，一方面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以其意志和纲领为主导，另一方面，是通过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以及其他政治力量，就国家与政权等相关内容进行充分协商，最后通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方式予以确定，完成了政治建国的任务。而后，又经过几年准备之后，通过召开人大，颁布了宪法，完成了法律建国的任务。
建国过程，不仅从政治上将各类政治与社会主体的关系与地位予以确定下来，从而形成了现实政治秩序，同时，还用宪法以法律方式予以确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与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包括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各类基本政治制度。这些制度确立，充分体现了政党通过领导与整合政治与社会力量，来确定国家性质与政权形式等，而后用法律方式予以确定下来的特点，标志着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现代基本要素中的政党与国家要素基本生成，以及政党与国家之间关系得以了基本确定，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奠定了基础。
然而，为克服现代化建设对组织化诉求与传统小农社会一盘散沙特点矛盾，中国选择计划经济体制与单位社会体制，形成了社会一元化的高度整合，从而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组织化基础。社会基础组织化诉求与措施，导致了两方面后果：一方面是使社会的高度一元化，社会主体性被严重削弱；另一方面是使政治的高度集中化，导致党政不分，进而使国家主体性严重削弱。这两方面后果就使政党原则成为了国家与社会的建构与运行的唯一逻辑，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的主体要素也严重萎缩，社会要素严重缺失，国家要素刚刚生成也开始萎缩，最终中国共产党自身也陷入了危机。文化大革命爆发，标志着中国政治文明形态陷入了扭曲与危机。
如果将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这段时间独立出来看，我们似乎认为这一时期存在着比较多的问题：在建立国家根本与基本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之后，政治上很快就陷入了反右运动以及由此导致的党政不分，直至最后的文革爆发，经济上和社会上很快就建立了所谓人民公社与大跃进以及随之导致的经济困难，直至最后文革爆发后的经济发展相对停顿。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一阶段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过程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这些问题出现，在政治上是为了寻求国家制度背后的人民主体性内涵的实现方式而做的探索所导致的，在经济和社会上，是为了满足现代化建设对组织化诉求所导致的。另一方面，这一阶段整体上为现代化建设与整体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总之，这一阶段不论是从经验和成果上，还是在教训和反思上，都为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改革开放实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要素生成
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之间这一段时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既有经验和成果，也有教训与不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建设来说，从教训来看，我们认为有以下两点值得思考：一是现代化建设的组织化逻辑需要与政治形态整体要素发展结合起来考虑，否则，就可能使组织化逻辑走向极端，导致整体发展的陷入危机。二是中国政治发展必须遵循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必须重视政治形态各要素的充分发展与推动政治形态的各要素平衡发展与整体关系构建，否则也将导致整体政治发展的失衡。
正是在总结与吸取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经验与教训，中共中央做出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决定。通过拨乱反正，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从政治建设角度来看，进入了政治文明形态复原阶段。通过改革开放，在政治上，推动以党政分开目的的政治体制改革，在经济上，推动以市场经济为诉求的经济体制改革，从而使复原阶段，不是单纯的复原，而是以改革方式实现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复原。
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政治文明形态复原阶段结束，党的十四大的召开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既主体要素生成阶段。
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标志着作为现代社会的基因——市场开始嵌入中国社会。市场经济强调契约以及契约双方主体平等内涵，使中国社会主体的主体性生成有着制度性基础，由此导致在经济领域开始实现基于市场的自我组织化，并在此基础上，使主体性生成与自我组织化有着溢出经济领域进入其他领域的可能。
基于契约的市场经济运行，按道理就应该遵照公平与公正原则，但是在现实中市场运行，并非就有能够做到公平与公正，这就要求有一种现实力量来保证其实现。对于国家存在的条件下，这种力量应该由国家权力来扮演，而国家权力也可能导致不公平，这就要求有一个对各方都遵循的规则来保证，这就是以国家权力为支撑的法治力量。这就意味着市场经济发展，内在要求法治建设发展。因此，党的十五大就提出了依法治国，从而标志着现代国家的建设开始遵循现代政治方式，得以全面发展阶段。
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生成，是遵循着党建国家，推动社会发展的逻辑的，因此，政党是处于领导与推动作用的。然而，反过来，政党要能够做到有效与持续领导，就必须根据国家与社会发展而不断推动自身创新与发展。因此，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依法治国提出，意味着社会与国家开始发展，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也必须进行创新与发展。于是，党的十六大就提出了“三个代表”，推动中国共产党根据市场经济与依法治国背景下进行创新与发展。
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社会两极分化现象开始出现，社会主体性也不断增强，随着互联网普及，基于利益、兴趣与价值的人们在网络空间中或物理空间内结成了各类社会组织，这就使社会开始实现自我组织化。这就标志着现代社会的基础开始生成。为此，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和谐社会建设，并针对不断生成的具有较强主体意识的社会力量，提出了创新社会管理体系的任务。
至此，作为现代政治文明形态的结构性主体要素的现代市场、现代社会（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看来，市场与狭义社会也可统称为社会）、现代国家和现代政党经过二十多年发展，基本生成了。
（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整体发展
如果说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的基础奠定阶段，那么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之前，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的要素生成阶段。要素生成阶段又可以分成两个时期：一是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前，是要素生成的准备时期；二是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是要素生成的推进时期。
作为后发国家，中国选择了党建国家，并由政党与国家力量来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路径。这一逻辑不仅体现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而且也成为了改革开放之后现代政治文明形态生成的主导逻辑，正是如此，我们可以做到快速生成。由于我们是在较短时间内就完成要素生成阶段，因此，对于整体政治文明形态发来说，客观来说，还存在着以下两方面问题：一是各要素功能发育不足，二是各要素之间有机化不足。
长期以来中国处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状态，建国之后，为了实现现代化建设对组织化诉求，我们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之后，经过一段很短时间的探索，我们做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因此对于中国来说，作为一种经济运行形态来说，市场经济是很新的东西，是通过政府培育出来的。相对成熟市场经济体来说，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从无到有仅仅20多年，因此，不论是政府与民众观念，还是各类制度发育，都很不到位。同样，在传统社会条件下更多是人治为主，计划经济时期也是以政策推动为导向的。因此，以依法治国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国家建设，在观念与能力上等功能发挥上也不足。随着市场经济建立与依法治国实行，政党需要创新，而基于因素发育不到位，当然政党创新也同样不到位。至于现代社会，更是在党的十七大之后，才加速发展，更是功能不到位。
由政党与国家推动市场经济与现代社会发展的路径，一方面市场经济与现代社会是由政党与国家培育出来的，另一方面随着市场与社会发展了，倒过来就要求政党与国家必须适应性地进行创新与转型，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各要素之间以及整体政治文明形态形成有机化。但是，在现实中存在着两方面问题：一方面党与国家培育市场与社会，由此导致前者对后者产生了制约性关系，如果前者转型不足就可能导致对后者发展的阻碍；另一方面市场与社会功能发育不足，也导致对党与国家产生了一种依赖性，或者无力互动，由此更加导致前者转型与创新不足。这两方面就导致了各要素之间以及整体政治文明形态的内在有机化不足。
如果上述两方面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就无法走向成熟，并且还可能因此自身许多破坏性的负面后果，从而不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共中央就开始着手解决上述两方面重大问题，在提出了“中国梦”以明确目标后，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任务，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并且从十八大之后就提出了八项规定，推动高压反腐。2014年12月习近平同志将上述战略布局概括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即所谓“四个全面”。
这就意味着，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发展，开始从要素生成阶段向整体发展发展阶段转变，由此“四个全面”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布局，也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实现整体发展的战略布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既是面向未来的人类政治文明的中国形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基础。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的发展与完善，既对人类发展具有意义，也关系到中华民族发展与进步。这一双重价值，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是人类现代政治发展逻辑与中国政治发展逻辑共同演绎的结果，既体现人类现代政治发展的一般特性，也体现着中国政治发展的具体逻辑。这一双重特性，决定了我们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同样也必须将其放在现代政治文明形态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中国政治发展特殊逻辑中来分析。也正是在这样视角下，我们才能正确把握“四个全面”提出了的内在必然性，以及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现代政治文明形态结构机理与演进逻辑
作为面向人类未来的现代政治文明的中国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发展虽有自身特殊性，但是从基本逻辑与内在机理方面依然是以现代政治文明形态为基础的。因此，我们在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形态发展的自身逻辑时，首先必须了解现代政治文明形态结构机理与演进逻辑的一般性内涵。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政治和社会现象都历史性存在的，都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演化而来的，而不是亘古不变的或从来就有的。同样，现代政治文明形态也是从人类政治出现以后不断演化而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认为，所谓政治本质就是公共权力创造公共生活，一旦出现了公共权力，就出现了政治。而人类出现，是生产劳动为前提的，而人类是以社会共同体方式存在的，因此，以社会共同体方式进行生产劳动，就需要管理，由此就产生了公共权力，因此，相伴随着人类诞生，政治就出现了，这是政治是存在在于社会共同体之中。
随着私有制出现，就出现了以公共权力为核心而形成来源于社会而又脱离于社会的虚幻共同体，即政治共同体——国家。由此，国家与社会之间就成为了政治文明形态的两个组成结构性要素。然而，在古代社会条件下，国家与社会之间边界并不清晰。在西方，进入现代之后，国家与社会之间边界开始清晰，然而，随之资本主义发展，国家与社会之间矛盾也开始激化，为了平衡与联接国家与社会之间矛盾，政党就被催生出来了。由此，现代政治文明形态，从结构来看，就包含有现代社会、现代国家与现代政党三个主体要素。在现代政治文明形态生成与演进过程来看，一般来说都经历了主体要素生成和整体形态发展的两个阶段。虽然，现代政治文明形态最早起源于西方，但是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环节，其中所包含的内涵与机理，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来说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基础奠立
现代政治发展逻辑与中国政治发展逻辑的共同演绎，使中华民族选择了以政党力量领导人民，通过驾驭军队，完成革命任务，建立现代国家的路径。经过历史的进一步选择，这一历史性使命最后由中国共产党来完成。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初步完成的革命斗争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在具体的建国过程中，一方面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以其意志和纲领为主导，另一方面，是通过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以及其他政治力量，就国家与政权等相关内容进行充分协商，最后通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方式予以确定，完成了政治建国的任务。而后，又经过几年准备之后，通过召开人大，颁布了宪法，完成了法律建国的任务。
建国过程，不仅从政治上将各类政治与社会主体的关系与地位予以确定下来，从而形成了现实政治秩序，同时，还用宪法以法律方式予以确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与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包括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各类基本政治制度。这些制度确立，充分体现了政党通过领导与整合政治与社会力量，来确定国家性质与政权形式等，而后用法律方式予以确定下来的特点，标志着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现代基本要素中的政党与国家要素基本生成，以及政党与国家之间关系得以了基本确定，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奠定了基础。
然而，为克服现代化建设对组织化诉求与传统小农社会一盘散沙特点矛盾，中国选择计划经济体制与单位社会体制，形成了社会一元化的高度整合，从而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组织化基础。社会基础组织化诉求与措施，导致了两方面后果：一方面是使社会的高度一元化，社会主体性被严重削弱；另一方面是使政治的高度集中化，导致党政不分，进而使国家主体性严重削弱。这两方面后果就使政党原则成为了国家与社会的建构与运行的唯一逻辑，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的主体要素也严重萎缩，社会要素严重缺失，国家要素刚刚生成也开始萎缩，最终中国共产党自身也陷入了危机。文化大革命爆发，标志着中国政治文明形态陷入了扭曲与危机。
如果将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这段时间独立出来看，我们似乎认为这一时期存在着比较多的问题：在建立国家根本与基本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之后，政治上很快就陷入了反右运动以及由此导致的党政不分，直至最后的文革爆发，经济上和社会上很快就建立了所谓人民公社与大跃进以及随之导致的经济困难，直至最后文革爆发后的经济发展相对停顿。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一阶段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过程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这些问题出现，在政治上是为了寻求国家制度背后的人民主体性内涵的实现方式而做的探索所导致的，在经济和社会上，是为了满足现代化建设对组织化诉求所导致的。另一方面，这一阶段整体上为现代化建设与整体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总之，这一阶段不论是从经验和成果上，还是在教训和反思上，都为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改革开放实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要素生成
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之间这一段时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既有经验和成果，也有教训与不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建设来说，从教训来看，我们认为有以下两点值得思考：一是现代化建设的组织化逻辑需要与政治形态整体要素发展结合起来考虑，否则，就可能使组织化逻辑走向极端，导致整体发展的陷入危机。二是中国政治发展必须遵循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必须重视政治形态各要素的充分发展与推动政治形态的各要素平衡发展与整体关系构建，否则也将导致整体政治发展的失衡。
正是在总结与吸取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经验与教训，中共中央做出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决定。通过拨乱反正，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从政治建设角度来看，进入了政治文明形态复原阶段。通过改革开放，在政治上，推动以党政分开目的的政治体制改革，在经济上，推动以市场经济为诉求的经济体制改革，从而使复原阶段，不是单纯的复原，而是以改革方式实现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复原。
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政治文明形态复原阶段结束，党的十四大的召开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既主体要素生成阶段。
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标志着作为现代社会的基因——市场开始嵌入中国社会。市场经济强调契约以及契约双方主体平等内涵，使中国社会主体的主体性生成有着制度性基础，由此导致在经济领域开始实现基于市场的自我组织化，并在此基础上，使主体性生成与自我组织化有着溢出经济领域进入其他领域的可能。
基于契约的市场经济运行，按道理就应该遵照公平与公正原则，但是在现实中市场运行，并非就有能够做到公平与公正，这就要求有一种现实力量来保证其实现。对于国家存在的条件下，这种力量应该由国家权力来扮演，而国家权力也可能导致不公平，这就要求有一个对各方都遵循的规则来保证，这就是以国家权力为支撑的法治力量。这就意味着市场经济发展，内在要求法治建设发展。因此，党的十五大就提出了依法治国，从而标志着现代国家的建设开始遵循现代政治方式，得以全面发展阶段。
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生成，是遵循着党建国家，推动社会发展的逻辑的，因此，政党是处于领导与推动作用的。然而，反过来，政党要能够做到有效与持续领导，就必须根据国家与社会发展而不断推动自身创新与发展。因此，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依法治国提出，意味着社会与国家开始发展，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也必须进行创新与发展。于是，党的十六大就提出了“三个代表”，推动中国共产党根据市场经济与依法治国背景下进行创新与发展。
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社会两极分化现象开始出现，社会主体性也不断增强，随着互联网普及，基于利益、兴趣与价值的人们在网络空间中或物理空间内结成了各类社会组织，这就使社会开始实现自我组织化。这就标志着现代社会的基础开始生成。为此，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和谐社会建设，并针对不断生成的具有较强主体意识的社会力量，提出了创新社会管理体系的任务。
至此，作为现代政治文明形态的结构性主体要素的现代市场、现代社会（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看来，市场与狭义社会也可统称为社会）、现代国家和现代政党经过二十多年发展，基本生成了。
（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整体发展
如果说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的基础奠定阶段，那么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之前，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的要素生成阶段。要素生成阶段又可以分成两个时期：一是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前，是要素生成的准备时期；二是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是要素生成的推进时期。
作为后发国家，中国选择了党建国家，并由政党与国家力量来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路径。这一逻辑不仅体现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而且也成为了改革开放之后现代政治文明形态生成的主导逻辑，正是如此，我们可以做到快速生成。由于我们是在较短时间内就完成要素生成阶段，因此，对于整体政治文明形态发来说，客观来说，还存在着以下两方面问题：一是各要素功能发育不足，二是各要素之间有机化不足。
长期以来中国处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状态，建国之后，为了实现现代化建设对组织化诉求，我们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之后，经过一段很短时间的探索，我们做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因此对于中国来说，作为一种经济运行形态来说，市场经济是很新的东西，是通过政府培育出来的。相对成熟市场经济体来说，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从无到有仅仅20多年，因此，不论是政府与民众观念，还是各类制度发育，都很不到位。同样，在传统社会条件下更多是人治为主，计划经济时期也是以政策推动为导向的。因此，以依法治国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国家建设，在观念与能力上等功能发挥上也不足。随着市场经济建立与依法治国实行，政党需要创新，而基于因素发育不到位，当然政党创新也同样不到位。至于现代社会，更是在党的十七大之后，才加速发展，更是功能不到位。
由政党与国家推动市场经济与现代社会发展的路径，一方面市场经济与现代社会是由政党与国家培育出来的，另一方面随着市场与社会发展了，倒过来就要求政党与国家必须适应性地进行创新与转型，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各要素之间以及整体政治文明形态形成有机化。但是，在现实中存在着两方面问题：一方面党与国家培育市场与社会，由此导致前者对后者产生了制约性关系，如果前者转型不足就可能导致对后者发展的阻碍；另一方面市场与社会功能发育不足，也导致对党与国家产生了一种依赖性，或者无力互动，由此更加导致前者转型与创新不足。这两方面就导致了各要素之间以及整体政治文明形态的内在有机化不足。
如果上述两方面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就无法走向成熟，并且还可能因此自身许多破坏性的负面后果，从而不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共中央就开始着手解决上述两方面重大问题，在提出了“中国梦”以明确目标后，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任务，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并且从十八大之后就提出了八项规定，推动高压反腐。2014年12月习近平同志将上述战略布局概括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即所谓“四个全面”。
这就意味着，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发展，开始从要素生成阶段向整体发展发展阶段转变，由此“四个全面”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布局，也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实现整体发展的战略布局。